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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女士一个美国野鸡大学毕业的三本经济学人士,居然回国直升医学博士,这让大众的焦点都集中在了“特权者钻空子”的道德甚至法律批判上。 但实际上,董女士也只是个突出的个体现象而已,问题的根节点还不在于董女士背后的相关责任人如何蝇营狗苟,而是“4+4”制度本身留出的制度漏洞。 4+4的关键环节是推荐制,1个大学导师+两个医学行业副教授就能让你入门,也就是用推荐制代替了我们常规的考试选拔制。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,4+4把成千上万人凭实力挤独木桥变成了3个人签字决定一切,这个缝太大、太明显了。 所以,真正需要调查的和反思的,是公立医院这种推荐制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,人情和腐败就是在制度漏洞的温床里诞生的。 当然,推荐制不是协和医院独创,是中国几千年都没能甩掉的一个东西,某种程度上来说,推荐制的历史几乎与中华文明同岁。 上古时期就有“禅让”制,我们虽称之为圣人让贤,但实际上如果把这层美好的外衣剥掉,其本质又何尝不是部落首领间的权力妥协呢,让来让去,权力都在上层统治阶级手中。 先秦贵族以门客制网罗各种人才,然后贵族的推荐就成了这些门客出人头地的关键,而结果是谁推荐的就为谁服务,本质上成了贵族们巩固及强化自身势力的途径。 汉朝和魏晋时期以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选拔用人,表面上看起来是从下往上逐级推选出人才,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出自地方门阀世族,完全沦为了门阀阶层垄断仕途的工具。 而到了隋唐,科举制虽然诞生了,但推荐仍然作为一种重要手段维护某一阶层的特权,比如唐代的进士需要名士“公荐”,清朝官员晋升则依赖上级“保举”。 即便是到了现代,干部选拔中也仍然离不开推荐,谁上、谁下,虽有民主监督,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。 也许有人会拿美国的推荐制度来对比,认为美国的制度就很科学,实际上,美国标榜的民主和平等只是阶级特权化的外衣。 比如,美国精英大学的“传承录取”,本质是世袭制的变种,而推荐信制度则是巩固其上层阶级壁垒的工具。 根据斯坦福大学研究的数据,美国富裕家庭学生获得教授推荐的概率是贫困生的3倍,美国推荐制度为谁服务可窥一斑。 实际上,推荐的核心是人治,既然是人推荐人,就一定有圈层和阶级属性,而一旦搭上了这种属性标签,就不可能有公平了。 就拿董女士之事来说,传言父亲是某国企老总,母亲是某学校干部,这就已经暴露了推荐制度实际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本质了。 可能还有说推荐制度效率更高,但效率要以公平为前提,如果以牺牲绝大部分人的公平来维护少数人的效率,效率越高,伤害越大。 就像董女士之事,自己升博的效率如此之高,让那些排队挤独木桥的医学学子情何以堪。 当然,4+4的初衷是好的,旨在给非医学背景的科研人才提供跨学科的通道,但这种通道应该公平地提供给大家,而不是沦为某些人的特权通道。 不患寡而患不均,人类社会最危险的病灶莫过于“制度性不公”,当上升通道被关系与资源垄断,底层便失去了希望,当规则因人而异,法治便也就沦为了笑谈。 中国教育系统固然问题重重,但高考至少提供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尺,分数不会因出身而打折,考场不会为权贵开设VIP通道。 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,任何依赖“人治”的制度终将走向异化,中国人得出的教训是,唯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,让规则代替人情,才能让“苍蝇们”无处下嘴。 既然相关部门已经启动了针对该事件的相关调查,就不能只限于拔掉董女士这株草,更重要的是除掉制度漏洞的根。 把社会的未来,寄托于少数人的“慧眼”与“良心”,这是文明的倒退。